从埃德蒙?伯克的角度看法国大革命

沈炫屹

摘 要：埃德蒙·伯克（1729-1797）是18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以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著称。他一生反对殖民主义与君主权力扩大，同情美洲、印度、爱尔兰的弱者，对现实问题更清醒、对权力看得更透彻。

关键词：法国;革命;柏克;视角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2-0284-02

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流毒四散、人民趋之若鹜、激进思潮入侵英国时，柏克自身保持空前的理性与审慎的态度，以巨大勇气舌战群儒，为伟大的英国政制传统辩护。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中所体现的原则看似目的是在维护人权和自由，但实质恰恰相反，是对人权、自由、宪政以及维系欧洲文明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粗暴践踏。在深入剖析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症结后，柏克准确地预言了随后极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道出了暴力革命与专制统治的历史定律。

他又以保守主义的立场揭示了“柏克定律”的历史警示，即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政治文化传统，回到秩序和传统的轨道上来，方能获得稳定而长久的发展。他一再重申经历悠久岁月而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和经验的价值。他说，审慎是政治的第一美德，以激情为动力的激进变革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漂亮而空洞的大词”只会带来混乱和灾难，人民的利益只会成为牺牲品。他认为，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的发展与成长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正是在无数次的妥协中走向智慧与成熟。他继而指出，其实“人类所有的收益和快乐，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明智的行为”，无一不是妥协的结果，否则人类社会只会在动荡之中产生飘摇，国家不可能进步，社会不可能发展，人类未来只会走向衰亡，对暴力的推崇更是只会让现有的社会失去秩序，统治者失去合法性，人民失去对生活与未来的信心。

追究法国大革命过于理想化与激进的原因，柏克认为主要是法国第三阶级缺乏参与公共政治的机会，民众缺乏对政治的切身体会与理解，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与本能，同时三级会议中的启蒙主义者们经历相对简单，都是文人出身，对现实的理解太过单纯，缺乏实际操作并解决问题的经验与办法。政治是一种专门的技艺，是一种实践，需要亲身参与，身体力行，规划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与通向未来的方法，柏克本人便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并非儿戏，牵涉亿万人的福祉，必须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加以把控其在现实中的运转，使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并发挥作用。启蒙主义者们自身对于政治的简单理解，又受到自身天然的热情鼓动，在未对现实加以严肃认真考虑的前提下便做出了最激进的政治抉择——完全抛弃了传统政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这给法兰西原本已经异常复杂的局面再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法国大革命在事实上冲击了现有的社会秩序与基础，动摇了长期以来维护阶级社会统治的要素。柏克预言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震荡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该强权将通过天下大乱最后实现天下大治，同时这种专制主义会蔓延到法国境外，对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不久以后，拿破仑登上舞台，从其所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来看，柏克的预言不得不说是一语成谶。

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平等”。人民呼吁平等是因为法国社会的不平等：一方面是社会地位不平等，另一方面是纳税不平等。大革命前夜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农业税占据了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面对连年无休止的战争和国家的摊派、搜查，农民自身极为拮据，并不富裕。如果他们根据财产的数额合理纳税，人民会感到非常满意，不幸的是事实上特权免税制度以及包税制带来了十分沉重的负担。

近代法国的税收制度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它起源于专制君主政体的财政需求的增长和由此产生的借贷关系。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末，King Francois Thi经常从里昂的集市借钱。里昂大借款股份公司应运而生，最初贷款的偿还由几个相邻的居民区的税收担保。1581，亨利三世为意大利银行家组成了五个税务单位，越来越多的税收合同随之出台。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政府减少了税收数额，简化了税务机关的合同。1691年，全国首个以间接税征收的一揽子税收合同诞生。1726年，由政府签署的承运人租约将间接税的收集承包给新成立的总税务局。从那时起，承运人的租期延长了六年，直到1791年，总税务局最终被取消。

法国学者杜朗这样定义总包税所的性质：“总包税所首先是一家商业性质的公司。但它更是一个团体，即一个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于一体的‘法人，是君主根据公共利益而许可成立的。”包税制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民对此深恶痛绝。民众认为不合理的征税与不透明的操作使总包税人总是能够从征税的过程中大肆渔利，并借此大发横财，在压迫民众不给以民众活路的同时又将本应属于国家的税款中饱私囊。这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大革命后绝大多数的总包税人都被送上断头台。

在实行包税制的同时，法国社会的三个等级制度长期存在。为了交换自己的政治特权，君主政体在与贵族谈判中作出让步，给予贵族特权。结果，社会上最富有的群体逃离了国家税收体系，所有的财政负担都降到了第三级。因此，在法国收入分配不均成为日益尖锐的问题，一方面特权阶层在享受光荣的同时却不用劳动，另一方面平民阶层整日辛勤工作的同时却不得不最终勉强度日，这种鲜明的巨大反差导致了经济实力和社会认同之间的严重不对称。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缺乏自由只能令人遗憾，但没有平等会导致骚乱，这也是法国大革命过程如此激烈的原因之一。

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相继被推上了断头台，而把皇室推上断头台的丹东、罗伯斯皮尔等随后也被革命推上断头台。拿破仑曾说：“只有罗伯斯庇尔是真正站在平民一边，可最终他却被平民送上了断头台”。事实证明，革命是万不得已时绝大多数人谋取自身幸福与生存的唯一途径，不应当成为屠杀的预演与多数人的狂欢与放纵，知识分子是火种，民众是干柴，但是若不加以及时、正确、有效的引导，革命的大火在烧向腐朽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的烧向革命本身。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底层群体，忽视农民的利益给路易王朝带了严重的后果。当农民被路易王朝抛弃的同时，农民也抛弃了路易王朝。民以食为天，农民作为为国家提供温饱的阶层，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政策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在享有土地的同時更享有自由与稳定，从而使国家获得最基本的稳定。

发生在1789年，历时五年的法国大革命，距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我们在提倡法国大革命的原则的同时更应当去审视革命本身的事实，法国大革命说明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导火索，改革不应当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会主义式的改革，应当解剖麻雀，分析问题，抓住要害，循序渐进，抓大放小，用整体的眼光去审视改革全局，解决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任何情况下，财政危机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不仅应在技术层面引起重视，而且要从政治角度加以认识。

[ 参 考 文 献 ]

[1]林红.公共精神之下的政治联系—埃德蒙·伯克与政党学说的源起[N].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

[2]沐越.税收与革命——以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为例[J].历史教学问题，2013.

[3]聂有超，田甜.思考路易十六——兼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N].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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