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干预机制的构建

孙婉婷 赖沁泠 林星韵 张舒妍 钟美诗

摘 要：本篇论文以涉警网络舆情的概念以及现状开始，通过实地调查、图表分析，引出我国当前涉警网络舆情的现状并加以分析。以徐纯合事件为例，探究涉警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过程、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构建危机干预机制的建议，着重研究当前涉警网络舆情的解决方法，通过提高公安机关对涉警舆情的应对能力、成立涉警网络舆情干预研究小组、舆情危机事件调查小组、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应急小组来对涉警网络舆情危机进行及时处理。

关键词：涉警舆情;网络舆情;舆情危机;干预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2-0035-06

当今，互联网时代的舆论更加复杂化，网络舆情格局出现新景观。《2015 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涉及公安部门的舆情数占到舆情总数的17.8%，远远超过其他社会部门。[1]

案例表明，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在处理网络环境下的危机公关工作中，分析研判水平良莠不齐，甚至出现因对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处理不当，导致事情趋向恶化的情况。本文将以徐纯合事件为例，探讨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干预机制的构建。

一、涉警网络舆情的概述

（一）概念

日前，对涉警网絡舆情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界定。刘毅的《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作为国内首部全面研究网络舆情的专著，在文中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的情绪、态度和一件交错的总和。”[2]陈光明认为“涉警网络舆情具体指在互联网中，大众发表自己看法并借助网络来传达自己对于公安组织及警察的态度及意见。”[3]公安部刘正强也对涉警网络舆情进行了界定：“涉警网络舆情即公安舆情，具体指在相应的范围及时间内，针对公安事项的出现、改变及发展，大众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及意见。”[4]由此看来，涉警网络舆情脱胎分离于网络舆情，它除了具备网络舆情的特点外，还与公安执法工作密切相关。

（二）我国的现状

近年来，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涉警事件，由于缺乏真实性的媒体报道、网民对事件事实进行刻意的扭曲、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对事件进行官方回应，同时，负面涉警网络舆情量也随之猛增，导致公安机关以及人民警察的工作可信力下降及形象受损。

在网络时代里，群众在涉警网络舆情的参与度很高。因此，我们就群众对涉警网络舆情的相关问题做了问卷调查，调查的方式有现场问卷调查和微信问卷调查两种方式。2018年3月至4月，我们在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白云区等多个人流量大且汇集不同人群的地方开展了现场问卷调查，了解不同人群对于涉警网络舆情的认识度和参与度，同时利用了当下微信的传播力，面向广大群众开展了微信调查问卷。从中发现如下特点：

1.受调查的人员中，约75%的人认为公安机关对于涉警舆情的处理时机属于“适当延迟，但会做出相应的措施”;其次约10%的人认为“反应迟钝，缺乏相应措施”。

2.受调查的人员中，因网络舆情而改变对警察的看法，约55%的人表示“多少会有点”;其次，约25%的人则表示“不会”。

关于“有关涉警网络舆情”调查问卷以“受教育程度”为维度结果统计图（见下图）

（三）实证调查结果分析

公安机关在涉警网络舆情中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不仅有我国公安机关通常注重事后处理，忽视事前防范，还有网络上各人群理性认识的不足等多个因素。主要包括：

1.网络舆论对涉警事件趋向于往负面方向蔓延

现如今可以从各网络媒体看到不少报道，有关于正面阳光警察形象的并不多;相反，关于公安机关以及人民警察的负面消息、不实消息却被长篇炒作。如此一来，关于公安正面的报道往往处于沉默的一方，使得另一方声势越来越大，加剧了涉警网络舆情往不利于公安机关的方向发展。[5]

一方面，网络媒体对警方的负面事件报道逐渐增多，呈现出集中快速的发展动态。而这些网络舆论信息的出现，不仅淡化了执法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同样给警察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设立了屏障，这就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更加容易引发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负面新闻使群众和人民警察的关系对立，并随负面舆论加剧，以至于群众对于警察的信任度降低，造成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产生。

2.网络舆论对警察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对于发生的各类涉警事件，常具有尖锐性、复杂性，再加上一些媒体歪曲事实，甚至刻意煽动网民情绪，以及警方未能及时发布案件情况，最终导致涉警网络舆情危机爆发。就像在徐纯合案件初起之时，由于信息不公开，网络流传多个案件版本，舆论呈现一边倒——表达对警察的不满，甚至谩骂。这个时候人民警察的做法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公众不满的困窘境况，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披露事情的真相，做好舆情应对，让群众能理性、全面地认识事件的本理很有必要。

3.涉警网络舆情应急机制不健全

在涉警网络舆情危机爆发之时，也就是执法部门进行危机公关的时候，执法部门对网络舆情的情况掌握缺乏全面性，对突发事件缺乏及时、果断的处理，也没有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意图通过冷处理的方式进行解决，相关真实消息未能及时对外公布，以至于出现信息断层的情况。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对涉警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决策的过程中，就错过了回应公共网络舆论的最好阶段。从这里得知，在公安组织内部并没有科学的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干预机制，甚至存在滥用公权力、责任心和公关能力欠缺的情况。基于社会学层面而言，蝴蝶效应[6]可以阐释如下：即便一微小的坏机制，假如不进行及时调整可能会严重危害社会，这就叫做“龙卷风”;一微小的好机制，假如能够给予正确引导，历经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轰动效应，这就叫做“革命”。也就是说一个不完善的涉警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最终会给公安机关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甚至使公安机关产生“信任危机”。

二、徐纯合事件案例分析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的一名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候车室进站入口处故意封堵通道，扰乱车站秩序，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往现场，对其进行口头警告。但徐纯合拒不听劝，遂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期间徐纯合甚至将自己女儿扔向警察，并抢夺警械以抡打民警头部。而在危急之时，民警在对徐纯合多次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徐纯合被警方开枪击中，经医生抢救无效后死亡。

该事件立刻在社会中造成巨大反响，再次将“警民冲突”引爆。从这个事件的出现得知，不单单体现了常规化的舆论传播，而且也体现了舆论反转：新媒体第一时间公布——舆情进行发酵且反转——传统媒体进行宣传——官方媒体进行引导——事件慢慢得以平息。

社会各界的权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不力，一些博取社会关注度的媒体借此事件刻意炒作，发布不真实的信息，引导并煽动网络负面舆论。一方面，警民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导致民众对警察的对立情绪较高。另一方面，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干预机制的不健全，也导致了警方在整起事件中的舆论场上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直至央视公布现场的监控视频时，网络负面舆论才有所减缓，并引导舆论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警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受到较大打击，损害了公安机关的良好公众形象。

（一）舆情的酝酿发酵过程

1.舆论发酵（5月2日-5月6日）

刚开始时，徐纯合带着孩子及母亲前往大连，车站安检员觉其可能再次上访，不让其乘车，所以出现了激烈冲突。据家属描述，徐纯合前期上访希望能将子女及母亲放在福利院或养老院。5月5日上午，死者的遗体被要求火化，年近八旬的母亲被政府安顿在医院，子女被安顿在福利院，妻子患有精神病被暂时安顿在康复医院。[7]从大众视角而言，通常会偏向弱势群体，警惕拿着枪支的警察，这是大众对死者怀有同情之心的基础。因此，单单借助警方描述及少量相关报道，基本没有办法质疑平息，化解争议。

2.舆情反转（5月12日-5月14日）

5月12日，董国生被宣布停职。5月14日，铁路公安局发出声明称，5月2日庆安县火车站出现暴力袭警事件，执勤警察当场将犯罪嫌疑人击毙。事件出现后，调查组进行取证。如今，调查已经结束，实情得以查明，官方公布相关视频。官方报告指出：徐纯合进站时阻止他人进入，不配合警察执法，出现暴力袭警情况，经警告无效开枪击伤，后送医宣告不治。

3.总体舆情态势

从资料及报道中得知，5月2日案件出现后，经网络传播及宣传，引发热议，然而官方采取回避的方式造成舆论不受控。5月14日，这个话题传播的主渠道就是媒体，大版面地进行了报道。5月3日成为了首个舆论点;5月5日出现官方慰问，舆情有所下降;5月6日网络出现质疑声音，董国生被人肉，舆情反转，5月11日，死者母亲找到代理律师，表示要执法警察偿命，舆情到达高潮;5月12日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舆情有所下降;5月14日，官方公布调查结果，舆论向有利于政府方向发展。

（二）产生的影响

1.对政府公信力巨大打击

在舆情发展过程中，庆安当地政府在枪击案曝光后长达二周的时间内保持沉默，此举给庆安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直接负面伤害。而在视频公布后，网民对其经过剪辑的质疑再次重创了庆安当地政府乃至政府调查部门的公信力。而在舆情结尾的过程中，伴随舆情发展末期“链式举报”中汇流的各种负面事件，及平常社会生活中的负面事件的影响，政府公信力已被抽象化，同时有了巨大的消极作用。基于三个层面，政府公信力都大大缺失，使得调查结果不被大众接受和信服，威信力大不如前。

2.网络成为舆论爆发的关键场域

从该案件的报道中得知，有不少的媒體介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8]则是新媒体的出现和央视的《新闻调查》。对于新媒体而言，其已取代传统媒体，成为舆论出现、高潮及平息的主要阵地及场域。这个案件的发酵就来源于当时的网络视频。在视频中，仅展示了执法警察击毙徐纯合的画面。根据这个不完整的视频，执法民警被当成了强势群体，徐纯合被当成弱势群体。大众一直同情弱者，这种状况下舆论基本不会考虑事情出现的原因，也很少有人会关注案件的经过。这种没有目标的舆论只是将长时间积压在大众心中的怨恨及悲愤传达了出来。这也是权威媒体报道后饱受质疑的主要原因。这个阶段的舆论将案件的真实过程忽视，只发泄自己的情绪，进而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是一开始出现的舆论状态。紧接着，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报道此案件，并展开深入分析。这个阶段的舆论仍然同情徐纯合。悲愤之情慢慢消失之后，大众才想起案件的原因及经过。

（三）舆论爆发的原因

1.事件自身的性质特殊

相比以往，事件本身性质非常特殊。首先，无论主要涉事者徐纯合究竟是否是无赖，其作为平民相较另一涉事人李某的警察身份在舆论场看来，形成的是平民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对立。不仅双方实力悬殊，徐纯合之死也给舆论蒙上了国家暴力统治的阴影，舆论在恐惧之下容易形成同理心而在心态上偏向死者。因此，在舆情发展过程中，警方此次开枪尚在讨论其合理合法性等相对直观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在事件特殊性质催生的同理心的推动下，警方的开枪经过长期的发酵，已经被舆论场赋予了“国家暴力统治”的象征性意义。

2.应对策略的屡次失误

本次案件中，政府在应对过程中的失误也极大的推动了舆情后续发展。庆安政府的沉默作为第一个失误使得舆情慢慢转向了负面。在整个案件当中，主要调查方就是铁路公安部门，而其也是涉事一方。长时间以来政府受到了质疑，公信力大大缺失，这是案件的第二个主要失误。视频被公布后，大众开始质疑政府暗箱操作，隐瞒真相。长期的真相缺位加上无法服众的调查导致出现了5月14日的受质疑局面，尽管真实视频已经被公布，然而舆论并未平息。

3.传播环境的重大变革

纵观本次事件的传播，自媒体成为了主要的推动者。事件首先在微博曝光，媒体通报事件基本情况，监控视频尚在封锁时，现场视频已从自媒体中流出并大量流传，在传播的初期即作为舆论场质疑的主要证据。在舆情发酵过程中，舆情以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作为衍生基础，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析讨论，在此期间政府在自媒体舆论场中处于失语状态。此外，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及监控视频的权威媒体央视，近年来的屡次失误及因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的喉舌形象连带性损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公信力。

编辑整理：法制博览杂志社编辑部 官方网站：www.fzblz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