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至明清重婚罪初探

发布时间:2021-08-08 阅读数:668

摘要：“重婚罪”作为一种道德犯罪，不但存在于现代社会，也跻身于中国古代诸多犯罪之列。通过对唐朝至明清相关条文规定、惩处力度、执法情况进行梳理与比较，发现从唐朝至明清，法律对重婚罪惩处规定不断完善，唐宋详尽，后世较略，各有侧重。就惩处力度，自宋朝以后开始变轻，多为调解和赔偿判决。

关键词：唐宋明清；重婚罪；有妻更娶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8）05-0037-03

作者简介：陈煦馨（1990-），女，汉族，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15级研究生在读。

古代一夫一妻观念始见于《易》，以自然解释人事，古人将日月比作夫妇，一日配一月，故一夫只可配一妻。中国古代统治者出于规范封建伦常、教化百姓，对一夫一妻亦有法律规范，但现实中重婚现象屡见不鲜。本文将唐至明清时期“重婚罪”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法律规定及其相关案列试作初步探讨。

一、概念界定

中国古代婚姻形态复杂，经历漫长。有一个从远古时期杂乱婚到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对偶婚、专偶婚，到逐步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过程。在“一妻”之外允许纳妾，实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礼记·内则》提及妻妾区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①。“聘”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缔结的婚姻关系。女子经“六礼”，媒妁之言明媒正娶才能作嫡妻。“奔”则是男女二人私自确定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不受社会、家族和父母的承认，女子只可被认作妾。

古代所谓一夫一妻，实则禁止有妻更娶、妻妾不分。妻与妾有本质区别，妻在家庭中有完全支配妾的权力，妾处于奴仆位置，妻可直接处罚妾。“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妾者，接也，仅得接见而已。”②妻是与夫相齐身之人，妾服侍夫与妻，如侍舅姑。法律明确强调妻妾不可乱序，《唐律疏议》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③。妾与妻有区别，但古代法律也承认妾的存在，因纳妾不在古代重婚罪范围之内。

重婚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仍与之成婚，或自己有配偶又与他人成婚，即一男有二妻或多妻，一女有二夫或多夫，以上行為构成“重婚罪”。

二、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重婚罪”历朝法令中都有严禁“有妻更娶”的记载，兹梳理如下。

唐律中关于“有妻更娶”涉及徒刑、男女双方、知情与否等内容：“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④“议曰：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⑤男子凡是已有妻而再娶妻者，将被判处徒刑一年。女家明知男子有妻，仍将女儿嫁予其为妻，则相应减一等处罚。若因男子欺骗成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男子将被判处徒刑一年半，女家不知情则不论罪。除此，唐律亦有对女子犯重婚罪的惩处。“和娶人妻”，即男子娶有夫之妇，有夫之妇又嫁。《唐律疏议》规定“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即夫自嫁者，亦同。仍两离之。”⑥已婚男女再娶或再嫁，分别被判徒刑两年。如若嫁娶人妾，减罪二等，徒一年。无论妻妾，另行再嫁，都要解除非法婚姻。如果原夫自愿嫁妻妾与人，将与所嫁妻妾同罪。前夫自嫁其妻属于义绝，后夫娶人妻妾属于违法，前后两婚姻关系均解除，女子将不再跟随前后两个丈夫。

宋律基本沿袭唐律，承认妻妾差异，且“有妻更娶”、“和娶人妻”亦不容于法。女子出嫁从夫，没有自主之道，“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⑦“妻擅去者徒三年，因而改嫁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娶者并与同罪。如不知其有夫者不坐，娶而后知者，减一等，并离之。”⑧女子擅自离开，嫁于他人，事实上形成“一妻二夫”，构成重婚罪，为法律所罚。

元代蒙古族实行多妻制，汉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元朝对重婚罪的处罚也有严格要求，但有民族之间和官民之间差异，“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蒙古人不在此限”⑨，“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离之。在官者，解职记过，不追聘财”⑩。依照律法，该男子的后妻即改为妾，男子四十无嗣，可立书求娶妾，但不能再娶妻。若娶妾，需明立婚书。“有妻更娶，委自愿者，听改为妾。今后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11。

《大明律》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有妻更娶妻，并耦匹嫡，有乖正义，亦杖九十，后娶者，离异。”○12法律至明朝，除要求离婚外，免除徒刑，仅受“杖九十”之罚。清朝大体沿袭明律。

三、案例分析

案例一：唐朝河南卜者杨乾夫骗婚一案。

邑有大贾王可久，转货江、湖间。值庞勋乱，盖亡其赀，不得归。妻诣卜者杨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数，而内悦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阳惊曰：“乃夫殆不还矣！”即阴以百金谢媒者，诱聘之，妻乃嫁，乾夫遂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归闾里，往见妻。乾夫大怒，诟逐之。妻诣吏自言，乾夫厚纳贿，可久反得罪。再诉，复坐诬。可久恨叹，遂失明。碣之来，可久陈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狱史下狱，悉发赇奸，一日杀之，以妻还可久。○13

上案中，唐末河南商人王可久过期不回，其妻担心向卜者杨乾夫卜卦，问其夫生死情况，杨乾夫因看中女方的容貌，施计将其骗娶。杨乾夫利用职业优势，故意欺瞒他人，实犯“和娶人妻”之罪，且贿赂官员，欺压弱者。官员依律判处杨乾夫死刑，并将涉案女子判与王可久。

案例二：宋朝阿吴重婚案。

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人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吴重五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与李三九为妻，致翁七七经府县有词。吴千二将阿吴嫁与翁七七之子，固是违法，又曾受过翁七七官会二贯文，岂应复夺而嫁之？合将阿吴责还翁七七之子。但阿吴已嫁于李三九，且怀有身孕，如若判归翁七七之子，又恐生产之时遭遇不测，引起吴重五、李三九词讼，导致三家不宁，于是与翁七七表明顾虑，翁表示愿意退婚，只得要回聘礼，另行婚娶。遂判阿吴归李三九，吴家兄弟、吴重五当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4

此案中，属于两次非法的买卖婚姻，阿吴构成“一妻二夫”。此案判官在法理之上，考虑实际与后续情况，结合情理予以调停，避免因此产生后续纠纷。

案例三：元朝刘友直重婚案。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中书省礼部呈：东平路申，马元亨告刘友直元定与妹马三姐作陆年舍居婿，未曾过门，前去福州，辄娶赵安奴为妻。拟合令马元亨将妹别行改嫁。都省准呈。○15

这是一桩未过门的舍居婿马元亨逃避已定婚约，娶他人为妻，经官解除前一婚约的案例。

案例四：明朝汪一奴重婚案。

审得奉化县人江昌荣，汪一奴前夫。定海县人俞七，汪一奴后夫。而汪寿法则一奴父也。先因寿法于崇祯二年，曾以一奴许昌荣，而成婚于五年五月，时间一奴年几何？仅十三耳。夫两雏并栖，何异稚戏。而籹无再点，案不别举。谅为贞女，当如是矣。乃一奴之情昵新欢心厌故侣者，非独昌荣过，则昌荣之亡母过一奴，犹断乳几日，人耳当抚，若慈母爱如娇女，胡羹药不谙，輒加菙楚，而几欲为姜母汲水之难也，君家妇难为，心怨矣。迨昌荣母亡，一奴亦病……汪寿法一女两嫁，应杖。汪一奴断归昌荣，仍令寿法补银四两，给与俞七，以结此案。○16

此案中汪一奴在荣家受婆婆虐待，婆婆死后，一奴也生病了。汪一奴母亲竺氏，把一奴接回定海调养身体。在定海时，汪一奴被父亲汪寿法卖给俞七做妻子。汪寿法辩稱，曾欠俞七父银未还，汪一奴被俞家劫去抵债。俞七母蒋氏辩称已向汪寿法下了聘礼。判者识破谎言。汪寿法一女两嫁，应受仗刑，汪一奴断归昌荣，并令汪寿法补银四两给俞七。由此可见，明朝对被动犯有重婚罪的女子论处轻，对实际犯罪推动者责以仗刑。

案例五：清朝王李氏重婚案

李牛氏因伊孙女王李氏之夫王幅荣回籍，辄起意商同其媳李傅氏将王李氏凭媒另嫁蒋三为妻，律应独坐主婚，将李牛氏比照逐婿嫁女律拟杖一百，李傅氏依为从减一等，杖九十。道光十一年江苏司案。○17

此案王李氏有夫又被嫁，罪责在李牛氏与李傅氏。判官考虑案件前因后果，未按重婚罪判处王李氏，以逐婿嫁女律处罚李牛氏与李傅氏。此案清律对重婚罪的处理同明律，对不知情、不主动触犯者不予处罚，对犯罪实际人予以刑罚，可见古代法律执行上并非一味死板，不知变通。

四、比较分析

在条文规定上，唐宋详尽，后世较略。唐朝主张在各自离婚下又判处徒刑，并且唐律对知情与不知情都做出相应规定。宋承唐律，亦是如此。宋后各朝法律对知情与否没有具体区分，由此可见，唐律的法律陈述较为完整全面。清朝初期沿袭明朝制度，其法规在明朝的基础上加以修订，以保持法律延续性。

就惩处力度，自宋后开始法律刑罚变轻。宋代统治者宽待臣属，大度兼容，慎法轻刑。在处理统治者内容关系上如此，在对待百姓上亦是如此。元朝虽规定“虽会赦，犹离之”，但根据蒙古族的生活习性，分族而治，又有特例。元律提到即使遇到大赦，重婚罪也要做离婚处理，但蒙古人不受限制。蒙古各部落为维持部落生计与维护部落发展，继而联姻，部落首领娶多个部落女子为妻，但有正妻与次妻之分，正妻一人，地位高。多妻，也只有位高权重之人偶能享有的殊荣。因元朝按等分人的治国思想，加之蒙古少数民族政权本身对礼数相对不重视，其对风俗教化之事立法不严，刑罚也明显偏轻。在民族上的差异对待，导致执法差异性，不利于社会平衡发展，也导致民间有不少人对“娶二妻”效仿。

至明朝“杖九十”，判离婚，与唐律相比，处罚较轻。并非是明律刑罚轻，而是明律在民俗风化等事上，处罚力度较唐律轻。清时虽承明律，执法中也对愚民为生孙承嗣事件，对二妻降格为妾，可见执法也具变通。清乾隆特制兼祧制度，使一门不两绝，两家为其各娶妻子，独子两房分别对两宗传承接代，实际行为构成一夫二妻，应别先后，正名分，不做重婚罪看待。

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制，仅是为明确妻妾地位，禁止二者混淆。妻子唯一，并不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而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家族统治，目的在约束女子。中国古代重刑轻民、礼法并用，没有单一的民法，更何谈婚姻法，其表现形式是详于礼略于法。法律规定一夫一妻，不得有妻更娶，各朝对重婚罪都加惩处，但刑罚力度不一，以唐朝法律规定最严。然又不乏皇帝赐婚者、特赦者，可见古代社会是以皇帝为先，法律第二。在人高于法的社会，皇权占有最大的决定权。因此，又以法理不外乎人情论处者居多。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女性地位不断提高，国家对道德教化之法亦更为重视，相关法律越来越完善。